我1978年3月入学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简称“普查专业”）1773班，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又陆续攻读矿床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直至1997年调离母校，前后一共在长春地质学院学习、工作了19年。其中工作期间先后在地质系遥感地质教研室、区地教研室和矿床教研室任教，得到众多师长的教诲，受到母校良好校风的熏陶。很多事情在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感到有些费解。但是后来逐渐理解，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珍贵。记忆中值得珍惜的东西很多，但让我受益最大的，应该是长院教导学生踏踏实实做事的治学理念。这种理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教学、科研的方方面面。下面的几件小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受颇深，增添了我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一）

　　创新是科技人员追求的目标，在一段时间许多大学都要求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创新点”。回想当年长院师长们经常强调的却是：踏踏实实做学问，打好基础更为重要。

　　1983年我开始硕士研究生课程。在研究生开班仪式上，时任院长董申葆教授敦敦告诫我们：“年轻人不要动不动就提新观点，要扎扎实实做好学问。我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新观点。”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难以理解像董老这样的大家，会谦虚到说自己没有新观点。当时在科技论文中经常会看到“首次提出......”这样的字样，感觉应该是一种时尚。现在回想起来，董老的这段话反映出他对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担忧和对年轻学者的关心，担心年轻一代地质学家因浮躁而忽略基本功训练，因急于求成而忽略积累。这种担忧在董老后来各种场合的发言中都有体现。

　　当时母校隶属于原地质矿产部。为促进人才培养，部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组织了教授破格晋升答辩，允许各地质院校选拔业务突出的教师到部里同意答辩，通过者不受年限限制可以破格晋升。我被推荐参加了1994年的那次答辩。董老是每一届答辩委员会的考官。当时参加答辩的年轻教师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怕董老给自己提问题。因为董老基础知识十分渊博，经常会结合地质专业提出物理化学原理方面十分深奥的问题，让答辩人十分紧张。当时的感觉主要是惧怕，现在回想起来，董老的良苦用心在于告诫年轻人不要因为当上教授而沾沾自喜，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董老的这种治学理念体现了一位教育家的应有风范，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并践行。

　　（二）

　　踏踏实实做学问要从基本功训练开始，母校对野外工作基本技能训练的高度重视让我受益匪浅。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冯本智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冯老师着装上极其朴素，非常不讲究，以至于有一次（80年代）他出野外乘坐飞机时机场工作人员怀疑他的身份不让他办理登机，直到他拿出教师工作证才消除了误会。

　　冯老师在野外工作中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现在回想起来，冯老师是我野外工作基本技能训练的启蒙老师。地质剖面测量分层、露头观察和岩石定名与描述等基本技能都是冯老师手把手教授的。记得他强调的两点要求十分重要：一是对于重要地质现象一定要画大比例尺剖面图和素描图，把地质体的产状和相互关系记录下来再拍照取样。这些内容是今后编写报告时极其宝贵的素材。野外记录本上的内容越丰富，报告和论文越好写。二是要及时总结。野外工作当天要有小结，回忆一天的工作发现。一段时间之后要利用休息时间及时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梳理问题、提出初步认识并与同事进行交流。按照这样的要求，野外记录本总是记得满满的，图文并茂，为后面的室内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现在对研究生论文要求的“创新点”不同，当时长院地质系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毕业论文答辩之前研究生的地质剖面数量不得少于20公里（1:5000以上的比例尺），薄片鉴定数量不得少于200片，否则不能申请答辩。这些数字看上去好像有些刻板，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理念，体现了学校对地质基本功的高度重视，这种“倒逼”让我们在基本功方面得到很好的锻炼。虽然我已经20多年不从事地质工作，偶然的一次机会镜下观察了一些岩石薄片，对常见造岩矿物的镜下鉴定仍然十分熟悉。这都受益于当年母校对我的严格要求。

　　（三）

　　地球科学研究要从认识岩石矿物开始。

　　从我做研究生论文开始，岩石地球化学的各种图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岩石成因与演化解释。很多论文依靠大量地球化学分析数据来分析物质来源与演化过程。在我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很多老师教导我：地质工作首先要认识岩石矿物，否则化学分析数据是多解的。

　　研究生阶段上了邹祖荣老师的地球化学专题课。在讲授微量元素图解时，邹老师强调分析岩石成因与演化不能仅仅看全岩分析结果，一定要了解岩石的矿物组成，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全岩微量元素含量的副矿物。林景仟老师在讲授花岗岩岩石学专题课时强调，一定要弄清岩体的期次与岩相分带，在此基础上采集有代表性的样品，这样得出的分析结果才有意义。不言而喻，这要求我们开展大量的野外调查与详细的岩相学工作。受这种理念的影响，我在研究工作中很重视区域地质背景研究，在矿床成因研究课题中不仅仅要查岩心、钻坑道，还要到矿区外围调查区域地质情况。

　　在地球化学分析技术突飞猛进、同位素、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理论发展迅速的今天，母校的这种传统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珍贵。

　　这种技能和思维方式还在我后来的管理工作中起到很好作用，它让我懂得不仅仅要看现象，更要看因果关系。

　　（四）

　　母校的学风告诉我，地质教学科研人员一定要融入基层地勘单位，向野外地质人员学习是我在学校期间养成的习惯意识。

　　从三年级野外实习开始，地质专业的学生有了与地质队技术人员接触的机会。当时的科研实习队往往依托与地质队合作的科研项目（当时地质矿产部设立了定向科研项目，专门支持地勘单位与院校结合勘查工作实际开展合作研究），学校老师与地质队的专家共同带队，指导学生实习。在实习过程中我们开始经历野外地质工作。地质队技术负责人员在给我们介绍地质情况的时候也让我们从实践中理解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回想起来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遗憾的是现在这种机制已经没有了。

　　到了研究生学习和任教后的科研阶段，我们经常与野外地质人员共同跑野外，一起讨论问题。记得我做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导师把我放在四川省地矿局攀西地质大队的区调分队，参加项目组的活动，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了解地质背景。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活地图”，也被他们乐观、坚强、敬业的精神所感染。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会为当时野外地质人员的精神赞叹。记得一次参加区调分队的室内工作，项目组人员在剖面图整理过程中对每一个标本采样位置、岩性符号和产状都要仔细核对，精益求精，在规范基础上尽最大努力增加信息量。现在就来，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学校期间的这些体验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也让我一直保持着尊重地勘单位和野外一线人员的习惯意识。

　　与区调分队技术人员的中了解到，我工作矿区的外围有一条沟叫“蚂蟥沟”，沟里旱蚂蟥多、蛇多。从他们的口气上看这似乎就是小事一件。但是，当我后来跑外围花岗岩岩体时走了一趟“蚂蟥沟”才真正领略了它的厉害。这是一条河水不大的河谷，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茅草。草叶上沾满了旱蚂蟥，用锤把随便一扒拉，就会有七八个麻黄吸在上面。走了一会变发现，脚脖子、手腕子、胸前都被鲜血染红了。胸前刚刚被蚂蟥咬过的地方还在流血（是从领口爬进去的，吃饱了之后滚下去了）。同时，一路上还不断有因听到脚步声而溜进草丛的蛇。回想起区调队技术人员谈起此事时的淡定神态，深感野外地质人员的艰辛，我仅仅是一次短时间的遭遇，而他们却是常年在这里工作。

　　历史上，在科研人员与野外地质调查人员之间容易出现一种问题，那就是科研人员利用野外人员提供的资料写文章，却不帮助野外人员解决实际问题。长此以往，野外人员容易对科研人员缺乏信任。在长院学习工作期间，许多老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向我们传导了一个重要信息：科研与教学都要与野外实际紧密衔接，科研人员与野外地质人员是互为依存的共同体。当时地质系成立了地质填图队，教授带队每年都承担地质填图任务。记得构造地质学家，变质岩地区填图的总负责杨振升教授就以野外地质学家自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够把地质研究成果用地质图表示出来是真正的地质学家应有的能力。

　　（五）

　　长院的老师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厚积薄发。

　　地质系的许多老师都在不同领域有自己的专长和“绝技”。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地质系岩石教研室的陈曼云和常丽华老师。两位老师长期从事变质岩和岩浆岩岩石学教学，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她们全身心地投入，积累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岩石和薄片样品，几乎涵盖了自然界各种典型、特色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特征。岩石学是地质学基础学科，岩石矿物鉴定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我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工作期间，了解到当时基础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岩矿鉴定工作的短板，特邀陈曼云老师和常丽华老师将她们职业生涯收集的大量珍贵岩石薄片整理编写成《透明矿物薄片鉴定手册》并于2006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两位老师展示出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在照片筛选、文字校对等方面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手册》出版后获业界高度好评，受到地勘单位和研究院所业务人员的热烈欢迎。此书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作者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是长院人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典型代表。

　　总结起来长院校风的核心就是求真务实，这正是当今地球科学领域最需要弘扬的科学精神。长春地质学院的牌子虽然已经不出现在地质宫，但是她被永久存放在我们的心里，历届长院毕业生已经，并将继续利用他们在母校学到的知识和理念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我衷心希望长院精神长存，长院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彭齐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