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上午，第六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举行，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与律商联讯共同发布《2016-2017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此次调研，收回有效问卷160份。其中，央企占11%，国企占16%，民企占55%，外资企业占14%，中外合资企业占4%。与上年度相比，参与调研的民企比重大幅增加。《报告》对中国企业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计划和投资现状进行摸底调查。

 

　　《2016-2017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指出，调研发现：国企、央企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主力军和领头羊。超过一半的企业是最近三年才开始投资“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报告主笔，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功远分析，从整个对外投资的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投资的主力还是央企和国企，从数量来看，民企在这里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占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最近三年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占比是最高的，占55%。

 

　　市场因素仍然是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一大动因。唐功远介绍，78%的企业回应是为了开拓产品和业务的国际市场，提高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第二位的是企业响应政府的政策，中国政府提供的财政的支持、补贴等，这方面回应有38%，有19%的企业说国内市场的饱和，来转移国内多余的生产能力。

 

　　从投资领域上看，目前已经形成央企、国企集中投资传统行业，民企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全面铺开的局面。在投资过程中，政治不稳定、法制和商务环境不健全、信息收集困难是前三项主要困难，民营企业还面临外汇进出受限的困难。从投资评价上看，受访者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评价整体趋于正面，且正面评价随着投资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从“走出去”的风险分布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和中亚、西亚。40%左右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东道国法律不健全”，“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等政治风险，尤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风险最高；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访者提及企业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地域以北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居多；36%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地化”要求，以中亚、西亚居多；市场风险则在非洲、中亚、西亚较为显著；16.8%的受访者中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群体性劳动纠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34%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风险较高；21%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以南亚、东南亚、北美、西欧居多。

 

　　《报告》分析，从争议解决看，有31%的被访者提及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曾遭遇程序或处罚，整体看遭遇民事诉讼和仲裁的企业较多。纠纷所涉领域主要为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纠纷。涉案最大标的在500万以下以及一亿元以上区间的最多。诉讼费用在10万-50万区间的最多。诉讼和仲裁的结果以和解、调解居多。

 

　　唐功远还介绍，从实践观察角度，中国企业在2016年“走出去”成绩显著。中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进行产业战略布局，改写全球产业格局，游戏、酒店、地产、保险、银行等投资收益较高的行业投资火热；新兴市场受到关注，机器人、环保、保健等新兴产业投资比重加大。当然，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取消交易数量也随之增多。

 

　　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国企业遭遇到的阻碍也大幅增加。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5日，针对中国企业或可能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的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反、反规避、保障措施已达215起，以印度、拉美国家为主。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企业至少发起了23起337调查，覆盖电子、化工、医疗、制造工艺、材料、金属等领域。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大对中国企业出口管制的制裁，自2016年1月1日年至2017年3月，中兴、辽宁鸿祥实业、青岛航帆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新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中国企业因与伊朗、朝鲜的出口业务先后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此外,还有多家中国银行遭到了反洗钱调查。

 

　　结合调研数据及实践观察，报告强调，中国企业应“自上而下”地培育合规文化、建立合规制度及风险控制机制；加大项目的前期投入，做好投资计划及风险评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社区资源的维系；以及重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