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年“两会”前夕，经过调研发现，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四矿”问题日趋尖锐，与“三农”问题相比几乎处在同一个量级，在某些局部和时段，甚至更具复杂性、严重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矿业的基础产业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导致无法制定一套符合矿业经济规律的制度和战略，使之基础不稳，且已波及下游产业；其二，矿山企业普遍运营困难，后备资源严重匮乏，不合理税费高，安全形势严峻，竞争力弱；其三，矿工收入低、劳动条件和居住条件差、下岗多、就业难，使其已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四，矿业城市产业单一，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枯竭后城市丧失活力，职工再就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影响社会稳定。

　　鉴于此，我先后分别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呈送了关于解决“四矿”问题和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又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的名义做了题为《要像重视“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四矿”问题》的发言，呼吁全党、全社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化解“四矿”问题的突出矛盾，强调如果处置失当将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影响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

　　我的发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温家宝副总理分别作出批示，全国政协又把“四矿”问题列入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旨在利用全国政协聚集一大批顶尖的技术、管理专家，给“四矿”问题把脉问诊，以求在关系国民经济全局中的战略问题上取得突破，为国家的宏观决策当好参谋。

　　为更精准地把握“四矿”问题的本质及严重程度，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组织下，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顾问、我任组长的“四矿”问题专题调研组于2002年4月赴辽宁省盘锦、葫芦岛、抚顺、鞍山等矿业城市进行调研，并在沈阳市召开了东北三省“四矿”问题座谈会。

　　我们走矿城、下矿山、访矿工、析矿业，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和判断：

　　1.在辽宁省调硏“四矿”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它既是矿业生产大省，又是矿产品消费大省，还是矿业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虽是一个局部，但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

　　2.辽宁省乃至东北三省的“四矿”问题十分严重，既是个经济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

　　3.解决“四矿”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有的矿业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已达市区总人口的1/4，生态破坏极其严重，已危及居民居住安全。

　　4.解决“四矿”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分层次、分批次进行。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实施矿工特别救助计划，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矿工失业问题、吃饭问题，以及矿城危房改造问题。

　　5.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四矿”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一是矿业城市还有相当大的资源潜力，只要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可以延长矿山的寿命，争取到经济转型的时间；二是有些矿城具有除资源以外的优势，可以发展替代产业；三是矿城的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国外已有成熟经验，只要改革创新、因地施策加以借鉴，完全可以走出“柳暗花明”之路。

　　为了更全面掌握全国的“四矿”问题，当年5月中旬，调研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四矿”问题研讨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孙孚凌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国务院18个部委办的主管领导同志，以及矿业行业协会、矿业大省、矿业城市、矿山企业的负责同志共计1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后形成了《关于采取切实措施缓解“四矿”危机的建议》，作为九届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上会讨论文件。

　　如春雷滚滚，夏雨纷纷，当年6 月下旬，九届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我在会上做了汇报发言，着重介绍了“两个共识”和“三个深化”的收获，即形成了“四矿”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的共识；“四矿”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还影响社会稳定的共识。同时，深化了“四矿”问题严重性、复杂性的认识；深化了解决“四矿”问题紧迫性的认识；深化了解决“四矿”问题要按照其客观规律、标本兼治的认识。

　　会议围绕调研组提交的《关于釆取切实措施缓解“四矿”危机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参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共33人都进行了发言。他们完全同意调研组对“四矿”问题的判断，并提出了不少修改完善的建议。同年8月，经修改定稿的《建议》以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之后，调研组又将《关于将矿业列入第一产业》《关于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关于加强地质勘探工作》3个建议以政协信息专报的形式报送国务院领导同志，均受到高度重视，并批转有关部委认真办理。

　　（二）

　　为了引起全社会对“四矿”问题更为深入的关注和重视，上下形成合力，左右形成助力，我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矿业联合会一起在《中国矿业报》开辟专栏，对“四矿”问题进行大讨论，解决物障、情障、理障、眼障，通过由表及里的剖析，由近及远的思考，由理及实的设计，打造一个崭新的中国矿业新体制。

　　大讨论一直持续了9 个月，编辑发表各类消息、通讯、评论、文章百余篇，总计十万字。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从基层干部到平民百姓，从“老矿山”到矿业院校的学生，大家纷纷拿起笔在报纸上吐露心声，并创造了该报创刊以来三个“最”——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社会参与面最广。报社也抓住这个契机，启动了“走遍中国关注‘四矿’”釆访活动，先后釆访了24个省区、150个矿山企业和矿业城市。

　　“四矿”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业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共鸣？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所体现的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利益格局出现调整、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非常时期，一个基础产业的发展前景，一个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向，一类城市的命运兴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我作为一个矿业界的老战士，理当义不容辞站出来。

　　耾耾雷声，回穴错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四矿”问题不仅被关注、被重视、被列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以高迥的政治站位紧锣密鼓地分层、分批加以解决。2003 年1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辽宁阜新煤矿720 米深的矿井下和矿工们共度除夕夜。他在和矿工们一起吃饺子时说：“别担心，矿工的生活会好起来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几次到辽宁阜新实地调研，并把阜新作为试点矿城，指导发展替代产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先后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矿区，调研矿区的生态环境，并明确指示要用国债资金加快对矿区塌陷地的治理，让矿工尽快搬出危险区。很快我们看到： 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解决国有煤矿安全欠账问题；中央召开下岗再就业工作会议，矿区“两个确保”“应保尽保”和矿工下岗再就业工作全面推进；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程；国家出台政策加速矿区棚户区改造；各地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替代产业、治理矿区塌陷地等提供了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全国总工会对特困矿山和特困矿工实施特别救助计划……

　　（三）

　　“四矿”问题是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全部解决，需要有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需要“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地勘工作严重滞后，矿山后备资源紧张，是引发“四矿”问题的重要原因。自2004 年启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后，6 年中共开展230个找矿项目，使八成危机矿山摘帽，其中有48个找到大型或特大型矿床规模的资源储量，76个找到中型矿床规模的资源储量；新增资源储量原煤53亿吨、铁矿石10.5 亿吨、锰矿石1126 万吨、铬铁矿54 万吨、铜金属量327 万吨、铅锌金属量849 万吨、铝土矿1641万吨、钨金属量41万吨、锑金属量33万吨、金669吨、银8541吨、磷矿石2.7亿吨。总体来说，平均延长矿山服务年限17年，稳定矿工就业60多万人。

　　与此同时，矿业城市的转型、改造、升级也在稳步推进。2002年，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发现多元产业、改善民生等诸项工作；2006年，中央通过“十一五”规划，要求矿业城市要抓好经济转型、塌陷地治理、棚户区改造三大攻坚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帮助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同年，囯务院颁布《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可见党和政府对“四矿”问题的重视程度已到了更高的阶段。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我国的矿业城市数量有不同版本，直到201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确定矿业城市为248 座。从2008 年起，国家曾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业城市60 个），支持进行经济转型，发展替代产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累计达1600 多亿元。

　　从2005年开始，东北三省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重点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到2017年年底，全国70％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完成了棚户区改造，累计改造面积2亿平方米，惠及745万人，职工住宅新区水、暖、气、电、路及学校、医院、商店等设施全面配套。矿区生态环境也得到全面治理，治理率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相当一部分矿区已重现绿水青山。

　　各地矿业城市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游则游”的原则，努力探索发展替代产业，实现经济转型。江苏徐州有130年釆煤历史，资源基本枯竭，他们大力开展塌陷地治理、土地复垦，重构山水城巿骨架。经过近20年的奋斗，生态修复率达到82.4％，整治塌陷地9万亩，复垦土地4.48万亩，新增耕地3.5万亩。同时，他们还开发湿地景观，打造5A级风景名胜区，又对20万户棚户区进行改造，目前已成为“一城青山半城湖”的新徐州，喜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放眼望去，辽宁抚顺潜心发展石化、精细化工、特钢等多元产业，其中高性能纤维材料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产业，一跃为国家级精细化工产业化基地。湖北黄石，引进技术、资本，建成全国最大的特钢、钢管和模具钢基地。河南焦作，退矿发展旅游，打造名胜云台山，现已进入成熟期，旅游收入超过少林寺。宁夏石嘴山，通过矸石山改造、沙湖治理，建设“塞上江南”，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安徽淮北，将煤炭塌陷地改造治理，旱地种植，水田养鱼，部分土地指标置换，发展新业态。

　　从这些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可喜变化看全国，据有关方面统计，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地区生产总值由转型前低于全国平均年增速，到转型后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4个百分点；主导资源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10年前下降一半；结构由“一业独大”到“多元支撑”，并实现了三个“基本”——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基本解决了矿工居住危房的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了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矿”问题和“三农”问题一样并没有绝迹，在某些地区、某种时段还会表现出来，尤其是矿业的科学定位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转型艰难的矿业城市、矿山企业，它们生于壮烈中，活于奉献中，到老了需要再着力帮一把。当前，全球矿业进入下行调整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矿区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因此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克难。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四矿”问题一定会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