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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原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我的“四矿”情结

2019-11-06 10:16:01   来源:中国矿业报

  “四矿”问题是世纪之交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呈现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四矿”指的是矿业、矿山、矿工、矿城,它是与当时提出的“三农”问题有类似、但又有一定区别的社会经济宏观问题。
  (一)
  2002年“两会”前夕,经过调研发现,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四矿”问题日趋尖锐,与“三农”问题相比几乎处在同一个量级,在某些局部和时段,甚至更具复杂性、严重性,主要表现在:其一矿业的基础产业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导致无法制定一套符合矿业经济规律的制度和战略,使之基础不稳,且已波及下游产业;其二,矿山企业普遍运营困难,后备资源严重匮乏,不合理税费高,安全形势严峻,竞争力弱;其三,矿工收入低、劳动条件和居住条件差、下岗多、就业难,使其已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四,矿业城市产业单一,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枯竭后城市丧失活力,职工再就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影响社会稳定。
  鉴于此,我先后分别向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呈送了关于解决“四矿”问题和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又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的名义做了题为《要像重视“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四矿”问题》的发言,呼吁全党、全社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化解“四矿”问题的突出矛盾,强调如果处置失当将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影响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
  我的发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温家宝副总理分别作出批示,全国政协又把“四矿”问题列入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旨在利用全国政协聚集一大批顶尖的技术、管理专家,给“四矿”问题把脉问诊,以求在关系国民经济全局中的战略问题上取得突破,为国家的宏观决策当好参谋。
  为更精准地把握“四矿”问题的本质及严重程度,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组织下,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顾问、我任组长的“四矿”问题专题调研组于2002年4月赴辽宁省盘锦、葫芦岛、抚顺、鞍山等矿业城市进行调研,并在沈阳市召开了东北三省“四矿”问题座谈会。
  我们走矿城、下矿山、访矿工、析矿业,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和判断:
  1.在辽宁省调硏“四矿”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它既是矿业生产大省,又是矿产品消费大省,还是矿业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虽是一个局部,但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
  2.辽宁省乃至东北三省的“四矿”问题十分严重,既是个经济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
  3.解决“四矿”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有的矿业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已达市区总人口的1/4,生态破坏极其严重,已危及居民居住安全。
  4.解决“四矿”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分层次、分批次进行。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实施矿工特别救助计划,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矿工失业问题、吃饭问题,以及矿城危房改造问题。
  5.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四矿”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一是矿业城市还有相当大的资源潜力,只要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可以延长矿山的寿命,争取到经济转型的时间;二是有些矿城具有除资源以外的优势,可以发展替代产业;三是矿城的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国外已有成熟经验,只要改革创新、因地施策加以借鉴,完全可以走出“柳暗花明”之路。
  为了更全面掌握全国的“四矿”问题,当年5月中旬,调研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四矿”问题研讨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孙孚凌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国务院18个部委办的主管领导同志,以及矿业行业协会、矿业大省、矿业城市、矿山企业的负责同志共计10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后形成了《关于采取切实措施缓解“四矿”危机的建议》,作为九届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上会讨论文件。
  如春雷滚滚,夏雨纷纷,当年6 月下旬,九届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我在会上做了汇报发言,着重介绍了“两个共识”和“三个深化”的收获,即形成了“四矿”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的共识;“四矿”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还影响社会稳定的共识。同时,深化了“四矿”问题严重性、复杂性的认识;深化了解决“四矿”问题紧迫性的认识;深化了解决“四矿”问题要按照其客观规律、标本兼治的认识。
  会议围绕调研组提交的《关于釆取切实措施缓解“四矿”危机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参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委、委员共33人都进行了发言。他们完全同意调研组对“四矿”问题的判断,并提出了不少修改完善的建议。同年8月,经修改定稿的《建议》以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之后,调研组又将《关于将矿业列入第一产业》《关于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关于加强地质勘探工作》3个建议以政协信息专报的形式报送国务院领导同志,均受到高度重视,并批转有关部委认真办理。
  (二)
  为了引起全社会对“四矿”问题更为深入的关注和重视,上下形成合力,左右形成助力,我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矿业联合会一起在《中国矿业报》开辟专栏,对“四矿”问题进行大讨论,解决物障、情障、理障、眼障,通过由表及里的剖析,由近及远的思考,由理及实的设计,打造一个崭新的中国矿业新体制。
  大讨论一直持续了9 个月,编辑发表各类消息、通讯、评论、文章百余篇,总计十万字。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从基层干部到平民百姓,从“老矿山”到矿业院校的学生,大家纷纷拿起笔在报纸上吐露心声,并创造了该报创刊以来三个“最”——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社会参与面最广。报社也抓住这个契机,启动了“走遍中国关注‘四矿’”釆访活动,先后釆访了24个省区、150个矿山企业和矿业城市。
  “四矿”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业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共鸣?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所体现的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利益格局出现调整、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非常时期,一个基础产业的发展前景,一个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向,一类城市的命运兴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我作为一个矿业界的老战士,理当义不容辞站出来。
  耾耾雷声,回穴错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四矿”问题不仅被关注、被重视、被列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以高迥的政治站位紧锣密鼓地分层、分批加以解决。2003 年1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辽宁阜新煤矿720 米深的矿井下和矿工们共度除夕夜。他在和矿工们一起吃饺子时说:“别担心,矿工的生活会好起来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几次到辽宁阜新实地调研,并把阜新作为试点矿城,指导发展替代产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先后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矿区,调研矿区的生态环境,并明确指示要用国债资金加快对矿区塌陷地的治理,让矿工尽快搬出危险区。很快我们看到: 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解决国有煤矿安全欠账问题;中央召开下岗再就业工作会议,矿区“两个确保”“应保尽保”和矿工下岗再就业工作全面推进;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实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程;国家出台政策加速矿区棚户区改造;各地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资源枯竭型矿业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替代产业、治理矿区塌陷地等提供了优惠政策和专项资金;全国总工会对特困矿山和特困矿工实施特别救助计划……
  (三)
  “四矿”问题是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全部解决,需要有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需要“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地勘工作严重滞后,矿山后备资源紧张,是引发“四矿”问题的重要原因。自2004 年启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后,6 年中共开展230个找矿项目,使八成危机矿山摘帽,其中有48个找到大型或特大型矿床规模的资源储量,76个找到中型矿床规模的资源储量;新增资源储量原煤53亿吨、铁矿石10.5 亿吨、锰矿石1126 万吨、铬铁矿54 万吨、铜金属量327 万吨、铅锌金属量849 万吨、铝土矿1641万吨、钨金属量41万吨、锑金属量33万吨、金669吨、银8541吨、磷矿石2.7亿吨。总体来说,平均延长矿山服务年限17年,稳定矿工就业60多万人。
  与此同时,矿业城市的转型、改造、升级也在稳步推进。2002年,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全面部署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发现多元产业、改善民生等诸项工作;2006年,中央通过“十一五”规划,要求矿业城市要抓好经济转型、塌陷地治理、棚户区改造三大攻坚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帮助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同年,囯务院颁布《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可见党和政府对“四矿”问题的重视程度已到了更高的阶段。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我国的矿业城市数量有不同版本,直到201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确定矿业城市为248 座。从2008 年起,国家曾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业城市60 个),支持进行经济转型,发展替代产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累计达1600 多亿元。
  从2005年开始,东北三省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重点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到2017年年底,全国70%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完成了棚户区改造,累计改造面积2亿平方米,惠及745万人,职工住宅新区水、暖、气、电、路及学校、医院、商店等设施全面配套。矿区生态环境也得到全面治理,治理率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相当一部分矿区已重现绿水青山。
  各地矿业城市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游则游”的原则,努力探索发展替代产业,实现经济转型。江苏徐州有130年釆煤历史,资源基本枯竭,他们大力开展塌陷地治理、土地复垦,重构山水城巿骨架。经过近20年的奋斗,生态修复率达到82.4%,整治塌陷地9万亩,复垦土地4.48万亩,新增耕地3.5万亩。同时,他们还开发湿地景观,打造5A级风景名胜区,又对20万户棚户区进行改造,目前已成为“一城青山半城湖”的新徐州,喜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放眼望去,辽宁抚顺潜心发展石化、精细化工、特钢等多元产业,其中高性能纤维材料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产业,一跃为国家级精细化工产业化基地。湖北黄石,引进技术、资本,建成全国最大的特钢、钢管和模具钢基地。河南焦作,退矿发展旅游,打造名胜云台山,现已进入成熟期,旅游收入超过少林寺。宁夏石嘴山,通过矸石山改造、沙湖治理,建设“塞上江南”,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安徽淮北,将煤炭塌陷地改造治理,旱地种植,水田养鱼,部分土地指标置换,发展新业态。
  从这些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可喜变化看全国,据有关方面统计,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地区生产总值由转型前低于全国平均年增速,到转型后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4个百分点;主导资源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10年前下降一半;结构由“一业独大”到“多元支撑”,并实现了三个“基本”——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基本解决了矿工居住危房的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了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矿”问题和“三农”问题一样并没有绝迹,在某些地区、某种时段还会表现出来,尤其是矿业的科学定位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转型艰难的矿业城市、矿山企业,它们生于壮烈中,活于奉献中,到老了需要再着力帮一把。当前,全球矿业进入下行调整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矿区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因此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克难。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四矿”问题一定会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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