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波在提案中指出，我国矿业历经几十年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勘查机制创新和重要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公益性勘查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机制有待完善。地质勘查基金为中央或地方财政出资，项目探矿成果须在一级市场出让或二级市场转让。地质勘查基金管理机构没有探矿权处置的自主权，在推进成果处置方面缺乏积极性；有实力的矿业公司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可控等因素，往往也难以及时参与公益性找矿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机制。与此同时，受矿业的周期性调整以及基础设施、国别政治等因素影响，一些项目成为“死矿”“呆矿”，投资效益短期难以体现，必须要有负责任、有担当的大企业来牵头统筹，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体现国家意志，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改进创新公益性地勘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机制，促进重要找矿成果的市场化开发利用。二是国内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仍需实施有效顶层设计。我国的矿产资源分布不均，部分矿种严重短缺，对外依存度高，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开发利用，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牵制了我国矿业的整体发展水平，难以形成支撑我国参与全球矿业竞争的产业合力。

　　新时代，为把握矿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国家应全面加强地勘行业的战略研究，创新机制、强化引导，促进找矿成果的转化，提高我国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促进矿业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何文波建议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支持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践行国家矿产资源领域的各项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通过实施大型矿业项目体现国家意志，增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第二，在中央地勘基金等部门的支持下，依托地勘基金在重要成矿区带的重点勘查项目，进一步发挥国有矿业骨干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产业优势，推动中央及地方地勘基金在重要成矿区带公益性勘查成果的市场化转化，大力发展和活跃我国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近年来，由中国五矿创新实践的“泥河模式”“嵩县模式”等地质找矿新体制新机制，从实践层面对地质找矿改革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公益性勘探与商业性勘查有机融合，取得了宝贵经验，得到了业界肯定。建议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创新公益性勘查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机制，大力提升公益性勘查成果的市场化转化力度。

　　第三，在国家相关部委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挥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龙头作用，特别是重点支持大型国有矿业公司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优势，以矿产勘查新发现的世界级矿业项目，如新疆火烧云铅锌矿等项目为载体，探索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合作模式，建设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冶炼加工、综合利用、销售物流、对外合作、环境保护等于一体的国家级矿产资源产业基地。在确保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推动我国矿业的高质量发展，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和活力，戍边富民、带动地方经济有序发展，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对于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何文波指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失败率较高，缺乏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资源评价体系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内矿业大数据建设意识不足，缺乏顶层设计支撑，矿业数据源相对封闭，数据分析、应用水平不高。他建议：一是国家层面加强战略设计，引导和扶持矿业大数据建设；二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完善沿线国家矿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机制；三是支持以大型矿业企业为主体，建设矿业共享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