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报告中表示，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3月11日，商务部长钟山在记者会上表示，要以“一带一路”统领对外开放。

 

　　钟山表示，自2013年10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三年来，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速，合作成果超出预期。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落地和沿线国家项目订单落实，再加上5月中旬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凸显国家层面的重视和企业层面的积极参与，都助推“一带一路”行情不断看涨。市场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主题性机会，还是一个普惠式机会、系统性机会，受益于“一带一路”的系统性行情将可能延续3年至5年。

 

　　那么，在国家呼吁、鼓励有实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那些身先试水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走出去投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惑，又有哪些收获?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如何进一步深化?为此，企业观察报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与探访。

 

 

　　国内很多人都认为，“一带一路”是全球国家的战略，而在走出去投资时，带来了很多尴尬。法国巴黎银行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环球市场经济(中国)研究主管陈兴动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带一路’不是全球国家的战略，只是中国在国际大舞台上发起的’共建、共商、共赢’的发展倡仪，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略。”

 

　　虽然是非常好的结合，“但中国走出去不要变成‘火车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陈兴动担心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火车头，把别人包袱都装进自己的车厢。

 

　　事实上，其他国家很希望中国这样做，这样能拉动他们的经济增长。陈兴动认为，虽然中国GDP总量已增至国际第二，但人均GDP还在80几位徘徊，只是美国人均的15%，因而力量太小，当不了火车头。中国有实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但没实力替代人家增长，从社会共识角度而言，中国应避免贸然突进。

 

　　“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企业一定要带着挣钱而不是砸钱、捐助的心态。”陈兴动表示，一定要做有意义、有赢利、有可持续的投资项目。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阶段，传统GDP增长已到了瓶颈。大规模的制造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社会共识。

 

　　作为“全球化”发动者、领导者的美国，其新任总统提出“美国第一，眼睛向内，不再做意识形态输出”的逆全球化发展战略，使西方悲观人士预言，WTO的国际贸易投资纠纷机制将受到巨大挑战，或变得七零八落。受此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成为非美国国家关注的焦点，在国际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响亮。

 

　　以上只是“一带一路”被多角度误读的一面。由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与鼓励呼吁，很多中国企业以为去沿线国家投资发展，会得到国家政府、金融及东道主国家当地政府的政策和金融支持，而奋马扬蹄地纷纷走出去考察、背景离乡去他国发展。

 

　　“出去之后才发现，都要走商业贷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哈萨克斯坦)输入冰箱套机配件的河南民企凯雪冰箱贸易公司(企业要求化名，以下简称凯雪公司)负责人张新朋表示，“有很多企业曾认为东道主国家或政府在企业投资上会有很好的融资贷款政策。”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位于中亚的内陆，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国家，国土面积270多万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九，1700多万人口，名符其实的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现有探明矿藏90多种，石油储量100亿吨、天然气储量11700万亿立方米。

 

　　同时，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就像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一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哈萨克斯坦城市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除石油和矿山外，轻、重工业和日用品等完全依赖国外进口。“基本没什么制造业，工业水泥、生产材料、玻璃等，几乎所有企业过去都有很多机会。”张新朋表示。

 

　　哈萨克斯坦的日用冰箱主要依赖欧洲进口，产品价值、运费和关税居高不下。由于“一带一路”的提倡，2014年凯雪公司在河南发改委的引荐与推动下，看中这一商机，并与当地企业联合参股，投资几百万美元建设冰箱组装生产线。

 

　　“因为国内市场有瓶颈，想开拓国外市场。”张新朋表示，“我们做的比欧洲等地的运输成本低得多，品质虽然不及欧洲好，但技术、质量绝对有保证，相当稳定可靠，而且在中国做散件，到哈萨克斯坦组装生产、销售，关税也低。”虽然市场潜力可期，也有赢利，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形势普遍不好，导致购买力下降，企业放弃了投资扩大产能的计划。

 

　　最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哈萨克斯坦是外向型经济，当地人民工资大多以美元为计量货币。2014年8月以来，其货币坚戈贬值近1倍，从180坚戈/1美元贬值至340坚戈/1美元左右，相当于50坚戈/1元人民币。坚戈的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在哈萨克斯坦的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到哈萨克斯坦极为不利。

 

　　“人最痛苦的不是没钱，是有钱不敢花。”张新朋说，因为担心坚戈继续贬值、不稳定，大多的当地居民捂住钱袋不开口，坐等当地货币回升趋于稳定。当地消费购买力迅速下降，加剧了当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哈方企业也没有多余的现金流来配合国外企业。

 

 

　　相较于凯雪冰箱在哈萨克斯坦面临的汇率波动，购买力下降的状况。沙木什卡尔有限责任公司在吉尔吉斯坦投资上亿美元的水泥厂，自2014年开始至今还在筹建中。吉尔吉斯斯坦北边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同样是一个中亚内陆国家，西边与乌兹别克斯坦为邻，南边是塔吉克斯坦，东邻中国，是“一带一路”第一站。作为中亚古国，他有两千年历史，国土面积19.9万平方公里，人口570万，矿产资源丰富，各类矿产2000多处，拥有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大多元素，虽不及哈萨克斯坦，但有一定优势。

 

　　目前，沙木什卡尔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的各种政府部门批文，及批复土地都已批下，项目议会也已通过，在中国商务部亦有备案。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在国内融资，一直不太顺利，最近正在谋划到香港及其他西方国家融资5亿人民币。该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黄正滨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所能给国外投资企业的支持是在土地审批及各种矿类矿山资源上，价格很便宜，只要按国税率合理缴税即可。

 

　　“现在主要困难是融资。”黄正滨表示，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融不到资，只能回国内融资，加之商业信贷门槛使得民营企业大多被银行等金融单位拒之门外。他透露，中国的信用担保及银行贷款，都不太面对民企开放、条件很苛刻， 这一点让人很头疼，只能以民间融资为主。

 

　　一位曾长期驻扎哈萨克斯坦的某国有银行吴姓人士表示：“中亚国家基本都很穷，希望中国企业给他们带来资金。”在中亚国家，一个支行的总资产在3亿美元左右，中型银行资产在20亿至50亿美元之间，大型银行也只在几百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一个支行资产规模。这位银行吴姓人士向企业观察报记者透露，一个资产几十亿美元的银行，根本无法给外来投资百亿、千亿美元项目的企业提供贷款，当地银行根本贷不起。

 

　　最为夸张的是，当地银行每年向别国银行贷款后，再贷款给本国企业。这样一来，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回国内融资亦是难上加难。

 

　　民企融资难在国内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银行为了降低不良资产率，大多不愿意给民企放贷，何况国外投资风险更大。“银行贷款不良资产大部分是民企造成的，除了资产上百亿、千亿的民企还能融资外，一般的民营企业根本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位吴姓人士表示，各大银行更多青睐于放贷款给央企或地方国企，因为民营企业实力比较弱，要比国企风险大很多，地方政府也不愿救助。

 

　　“其实很简单，我们走出去也是希望国家支持的，像产能过剩的水泥、钢铁、火电站、建材，这些项目在新兴市场国家是极缺的。”黄正滨向企业观察报表示 ，虽然投资比较大，但赚钱比较快，贷款并不成问题。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包括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及政府部门，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出台任何优惠政策。中国金融系统走出去，大多是给国内“中”字头央企及东道国的央企提供金融服务与合作。对于各大银行及领导人而言，国务院每年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考核，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一样，让人时刻紧绷这根弦，不能放松。

 

　　“虽然大家声称，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未来，但国务院对各家银行不良资产率的考核标准，从来没有因为银行支持民企属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而放松，反而更加严格。”一位曾在银行工作多年的刘女士表示，作为一个普通职员，一旦不良资产上升，年终奖金就没了。作为行长责任更大，甚至有丢官退位的可能，为了保住饭碗，谁也不敢轻易放松警惕。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在不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融资的情况下，除给予便宜的土地和矿产外，并未给投资者营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甚至出现一系列政府腐败和商业诚信缺失的诸多案例。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把中国企业引荐过去以后，该国家投资部出台了返还投资企业30%项目建设资金作为招商优惠政策，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吸引更多投资者。

 

　　“虽然哈国投资部很热情，但返还资金是从国家财政部、州财政还是市财政拨款等，都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明。”张新朋表示，截至现在，他还没看到任何一家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中国民企拿到这一补贴。

 

　　张新朋表示，虽然不是看着30%返还金来投资的，但对于企业而言也是“聊胜于无”，亦是当时政府诚信展现。

 

　　“承诺支付30%的投资返还金，根本做不到。”上述国有银行职员吴姓人士透露，就像空头支票一样，口头承诺后，并没签署纸质协议。

 

　　这只是整个哈国诚信缺失的冰山一角。

 

　　在上述吴姓人士看来，中亚国家是世界上腐败严重片区，当地政府高度腐败不作为，效率低，法制不健全。

 

　　他举例说，2014年，中国某央企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生产方氢的石化项目，本来企业效益挺好，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大项目，每年要迎接检察院、工商局、移民局、卫生、环保等300多各种各样的检查团，平均每天都要有一个接待。“检查就是勒索，都知道中字头的企业有钱，给钱就走人，不给钱还会来找事。”吴姓人士表示，因为此事影响足够大，2015年哈国政府提交一项法令，减少一切外资企业2/3的检查力度。

 

　　既使减少2/3检查也承受不住。因为要把当地所有政府官员全搞定，否则就会不断找事。另外，当地州长、检察局长如走马观花一样不断更换，一般官员任期5年，但经常三年、两年就换人，前任承诺政策后任不认账，还要重新搭建关系。

 

　　相对于政府的明刀明枪，当地民企的“明抢、诱骗”也让走出去的企业有苦无处倒。

 

　　3月24日，“中亚新视野”微信公众号一篇《警示：出口伊朗不推荐合作企业名单》文章，罗列了11家中亚地区伊朗国家民企，收到货款不发货，或收到中方企业商品不打货款，造成各种损失，从1.8万美元至30万、300万美元不等。

 

　　还有一例，一个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开中餐馆，中国老板占70%股权，当地一家企业30%，后因生意特别红火，当地企业老板无条件提出要增加股权至40%，不答应就整天找人在餐馆闹事。得逞之后，事隔几个月再要求增至50%股权，实在没办法中国老板关门走人。

 

　　“中亚一些国家的当地民企，在与外来投资者合作前期，只会要求入干股，后期稳定后，就会敲诈勒索。”上述银行吴姓人士表示，外来投资者，无论从法律、人脉资源还是其他，都无法制衡当地的强势人物。

 

　　无论是哈萨克斯坦、伊朗还是吉尔吉斯斯坦，都只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多面恶劣投资环境的其中一面。

 

　　“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陈兴动表示，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制度性、政治性、地缘性障碍，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都很严重，还有宗教文化、法律、投融资抵制等，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在商言商，如果中国企业投资风险过高，无论如何都不能去。陈兴动一再如是表示。

 

　　中哈产能合作会议两国对接了很多轮，真正落地项目很少。张新朋透露，两国政府都在喊口号，没有实质性实施政策，政府光组织对接和引荐，在税收减免、签证等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优惠政策。

 

　　纯口号性的阶段已过去了，如果国家没有强有力的举措，真正的“一带一路”走出去很困难。陈兴动表示，需要国家开路，特别是稳固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特别要加强对投资和贸易的辅助，使“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大使馆，多为企业投资者引导和风险提示。其次，帮助成立当地投资商会。

 

 

　　如果融资难一直成为中国民企走出去的重大阻力。不差钱儿的央企，也有很多困惑无处话“凄凉”。

 

　　相对于民企的四处找钱投资，在“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央企做得最多、更喜欢做的是以项目承包者的角色，以当地建设资金，进行重大工程施工。

 

　　一份来自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的材料显示，该公司在全球设立了6个区域总部，在101个国家设173个驻外机构，在89个国家执行1207项EPC工程总承包或施工承包类项目合同，在建合同总金额达6000多亿元人民币，市场营销网络遍布全球。

 

　　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的57个国家共跟踪项目1400多个，在其中38个国家设有75个代表处或分支机构，正在执行着321个工程项目。

 

　　与大量的EPC工程总承包合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电建海投公司)，在老挝、柬埔寨、尼泊尔、刚果(金)等10个国家拥有6个投产、4个在建和10多个前期项目，在建及运营海外电力总装机投资资产总额270多亿元。

 

　　电建海投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电建海外投资业务的法人代表和运作平台，承担着以投资为先导，集成集团全产业链优势，推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文化"集成式"走出去的重任。

 

　　“真正的央企投资，在国外很少。”吉尔吉斯坦沙木斯塔尔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兼总经理黄正滨表示，自从2015年6月审议通过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 提出加强党管国企后，央企投资项目实行终身负责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很多企业领域或负责人，宁可不做也不想犯错。

 

　　真正投入类的项目，之前做了很多，尤其这两年，央企在国外没什么大的作为。黄正滨兴例说，在国外投资和承包工程需要很多经费，受体限制央企根本没有民企灵活，所以走出去投资也很难。

 

　　“以上只是体制约束阻碍央企发展经营一面。目前，央企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国资委给他死死的限定了主管经营范围。”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表示，例如中国南方电网，经营资质以纯粹的电网建设为主。在国外电厂和电网是一体不可分割的，南方电网想进行国外收购和拓展合作就没法进行。

 

　　刘纪朋鹏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电力在当地也深受欢迎，是经济发展最紧缺的。中国能不能帮这些国家干些实事，就看电力能不能走在前面。

 

　　“一定要给这些央企松绑放权，不要把他们管得太死。”刘纪鹏表示，中国的电力、建筑施工、铁路企业，目前在世界是公认第一的。还有中交建，不管海拔多高、多险峻的山路，都能开山劈道，遇水搭桥。

 

　　作为央企大军，他们是能完成国家走出去战略重大使命的先锋军，前提是，国务院国资委要真正拿出改革措施来。刘纪鹏表示，这是一个融合的年代，在横向拓展中，一定要给央企更多的自主权。